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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中的宋美龄妻助我以国事为重【人物风云】

发布时间:2019-09-29 17:25:26 阅读: 来源:磨床厂家

2007年4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又向公众开放了新一批次的蒋介石日记(本批日记撰写于1932年至1945年。研究所保存的1931年前的蒋介石日记已开放)。本文作者当时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闻知此消息后,即前往查阅档案进行研究,回国后撰写了此文,向大家披露了蒋介石日记中的宋美龄……

蒋介石有写日记的习惯。从1917年起直至1975年他去世,每天都记。蒋介石日记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既有个人感情,朋友交往,也有对政治、外交的评述。最为有趣的是,蒋介石日记有一定的格式,比如每天都会有名言警句,1928年以后,他因为痛恨日本人在济南发动突然袭击,在5月3日以后,每天都要记“雪耻”二字。在日记中他对个人隐私并不讳言,比如在1921年日记中,他对自己病情有所描述,在接受治疗后,他感觉“尿道肿痛”。

蒋介石是一个感情波动剧烈的人,日记中他对个人感受多有披露,而在工作中受到挫折后,他总是会在日记中对背叛他的人进行谩骂。在1929年的日记中,有一本有宋美龄签名的空白日记本,她嘱咐蒋介石上前线携带,以替代记满内容的旧日记本。蒋介石日记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内容,他一直对自己的个人修养不满意,因此记述日记也有提醒自己不断改进更新的意思,从日记中大量自我剖析的内容来看,蒋介石日记是他写给自己看的,这对于我们了解他的婚姻状况具有较高的价值。

由于蒋介石的婚姻充满了戏剧色彩,当时就有很多新闻媒体猜测蒋、宋婚姻的政治动机。而蒋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陈洁如晚年写的回忆录,则使人们更加怀疑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合有强烈的政治目的。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以前,已经有过三位妻妾,但是他在日记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他对原配妻子毛福梅,除了怜悯以外没有其他感情,对于姚冶诚、陈洁如则是爱、恨交织。从蒋介石前十年的日记(1917~1927年)审视蒋介石的婚姻,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消极、悲观的人,纠缠在旧式的婚姻生活中,他的感情生活是复杂多变的。

1927年12月以后,他对婚姻的看法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日记中开始有大量的篇幅写宋美龄,而蒋介石笔下的宋美龄婀娜多姿,温柔动人,虽然她也有女人的执拗,但是能够识大体、顾大局,对蒋介石不仅生活上温柔体贴,在政治、军事上也极力支持,蒋介石日记中的宋美龄是多姿多彩的。

情意绵绵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沉浸在春风得意的一场爱情盛典中,通过多年执着地追求,他终于得以与宋家三小姐结秦晋之好,他的心情极好。12月1日他在宋家的要求下接连举行两次婚礼,一次是在宋家举行的简洁的教会婚礼,一次是在大华饭店举行的豪华的、时尚的婚礼。在大华饭店,陶醉于鲜花与美酒中的蒋介石,看着身着盛装的宋美龄姗姗而出,忍不住由衷地感慨道:“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处矣。”这一天,醉于爱情之中的蒋介石真有些神魂颠倒了。

其后沉浸于新婚甜蜜中的蒋介石与宋美龄,时而缠绵在上海的家中,时而沐浴于汤山的温泉,此一阶段,蒋介石在日记中充满了喜悦的记述,家庭幸福是他最喜欢的话题。宋美龄虽然娇柔、婉转,但是仍然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冷静,她劝诫丈夫要勤于国事,要对前途有信心、有抱负,这与蒋介石的政治野心是一拍即合的,使蒋介石对宋美龄的感情更是从“爱”升华到“敬”。

婚后,宋美龄一度跟随丈夫身边在前线作战,她对丈夫照顾得无微不至。但是因为宋美龄的身体状况不好,有时不得不离开前线返回上海,独在前线的蒋介石在战争间隙不禁勾起对她的思念之情,如1930年7月8日他写道:“离家已有两月而战局仍无期了结,不惟家中焦灼,而内心亦滋愧疚也。”这一阶段他挣扎在事业和情感之中,1930年7月31日,他忍不住在日记中表露出他的渴慕、矛盾的心理:“到徐,切慕爱妻,然叛逆未灭,何以家为?”在军阀混战尚无结果的时候,他的野心与权力欲促使他坚守不动。9月5日,宋美龄匆匆来到前线陪伴他,但是战事日渐紧张,他没有时间陪伴妻子,此时他内心非常矛盾,但是也只能通过日记表达他愧疚的心理:“今日虽与爱妻同住,然而如常办公,精神亦贯注于前方无遗,爱妻助我以国事为重家事为轻,其爱情虽笃,至无复加,但仍促我离彼急进也。”蒋介石敬佩宋美龄识大体,对她的支持存有感激,在日记中化为对妻子的深深的眷恋之情,他忍不住感慨道:“依恋之情出于天性,吾惟于爱妻,人见之也。”

善解人意

在蒋介石看来,宋美龄除了有美貌与才情外,对子女也充满爱心,这让蒋出乎意外地惊喜。蒋介石曾将长子蒋经国送往苏联受教育,此后就一直没有音信,这使他承受了来自前妻毛氏等人的极大压力。为了缓解家族的压力,蒋介石希望找到儿子,让他尽快回国,宋美龄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解。1930年11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就记载了他与宋美龄、宋霭龄拜谒(蒋)母墓时,曾商谈解救蒋经国回国的经过。宋氏姐妹对蒋经国的关心让蒋介石非常感动,“本日陪孔娣(指宋蔼龄,笔者注)拜谒母墓,又与妻商谈营救经儿回国事。”蒋介石认为当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但是内心还是感激宋氏姐妹的关心,“孔娣与吾妻对经儿念念不忘,甚可感也。”当时美龄的弟弟宋子良与外甥孔令仪姐弟等都在座,这种居家团圆的景象,在蒋看来也是不可多得的。更勾起他对蒋经国、蒋纬国的思念。

当然,婚姻中常常会伴随着矛盾。两人因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争吵是难以避免的,他们争吵后,宋美龄会不辞而别,蒋介石对此非常烦恼,但也无可奈何,一般是以他赔礼道歉告终。婚后不久,两人就发生了一场冲突,那一天蒋介石还是照常起床到事务所办公,宋美龄也因事外出。蒋介石回到家中后看妻子不在,就很不高兴,免不了发些牢骚,而宋美龄认为他不够尊重自己,于是又回到娘家。蒋介石为此下午病卧在家,即便与好友张静江、吴稚辉谈话,也心不在焉,随后即谢绝朋友的来访。从侍卫口中得知妻子在岳父家后,就前往寻找,“闻三妹病在岳家,乃扶病连夜往访”。蒋介石好言相劝,终于得到妻子的谅解,“彼甚以不自由为病,复劝余以进德,心颇许之。”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上门赔礼道歉,并下定决心,改善自己的坏脾气。但是两人的差距依然存在,在以后的日子中,两人口角还时有发生。从日记记载来看,两人冲突的原因虽然不尽相同,而结果却是相似的,最后往往是以宋回娘家,而蒋亲自去请回为结局。对此蒋介石很少抱怨,由于深知自己暴躁的脾气,他有时会在日记中痛悔自己的行为,1928年1月28日,他记载与美龄冲突后,“午餐后假眠,后往下关迎三妹,到后知其皮肤病甚剧,精神亦衰弱,心甚不安,悔不该与其祯梗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两人的家庭冲突也一度升级,但是在国难面前,美龄在家庭中则表现出宽容与大度。日本人对华发动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陷入危机,这使南京国民政府内政、外交处于极为不利的状态。在此内外交困的时候,蒋介石脾气非常急躁。一言不合, “妻即不别而自赴上海,使余更加一层苦痛。”宋美龄回了娘家(即“自赴上海”),蒋介石茫然不知所措,而在这种时候,他是不能随行的,在南京静待是唯一的选择。9月29日,在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冲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后,上海学生也不断赶赴南京增援,局势的变化让宋美龄感到不安,所以这次没有等到蒋介石亲自上门来请,她便及时回到南京,陪伴在蒋介石身边,“妻回京,在此危难之中不避艰险来共生死,无任感激。”宋美龄放弃大小姐的架子主动回到蒋介石的身边,让他非常感动,他觉得妻子不同于一般的旧式中国妇女,对她的胆识和气量充满了敬意。

在蒋介石生病的时候,宋美龄也给予了他周到的照顾。在家庭生活中,蒋介石是一个伤感、多情的人,1922年他生病的时候,因为姚冶诚没有照顾他,他就在日记中大骂她不贤良。而宋美龄在蒋介石生病中的表现,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她完全放下大小姐的骄矜与柔弱,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妻子的善良与关爱深深感动了蒋介石,1934年2月23日,他在日记中记载生病后“妻护病保身,无刻不在心,无微不至,诚贤良也。”因为操劳过度,宋美龄自己也生病了,1934年8月1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表达了对她的愧疚之情,“妻为我受热忍苦致病可感也。”蒋介石这场病相当凶险,他愧悔拖累了宋美龄,他自己的身体到1934年8月12日依然没有完全康复,“本日身体疲乏一如伤寒后行将复元之苦痛,故终日休息。”尽管他自己仍然受到病痛的困扰,在日记中表达的更多是对妻子劳累的不安,“本日注射,体力甚乏,晚见鲍使(鲍罗廷,苏联特使,笔者注)”,“妻侍病护疾,忧劳异甚,其诚切实过于割肉疗疾也。”割肉疗疾是古时的典故,指妻子、臣子割自己的肉做药引医治丈夫、长官的病,比喻妻子、臣子的忠心。蒋介石用此典故,是想强烈地表达对妻子的感激。

蒋介石每到美龄的生日,他都会在日记中提及并予以祝福,如1934年3月28日,他在日记中记述,本日“为阴历二月十二日,即妻之诞辰也。”1936年3月5日,又提到相同的内容,“本日为旧历二月十二日妻之诞辰,精神甚好,乐焉融融。”1937年3月24日,又写道,“本日为旧历二月十二日,吾妻三十八岁,为妻修正西安回顾录。”为妻子修订稿件,是蒋介石对宋美龄表达爱慕之情的一种方式。另外从1927年以后,每逢结婚纪念日,蒋介石在日记中都会提及,以为纪念。

侠骨柔肠

其实最让蒋介石感动的还不是侍疾熬药的细微琐事,而是在军阀混战的生死关头,宋美龄予以他倾力支持,这曾经是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转败为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蒋介石任用宋子文做财政部长,是希望娘家人能为他在战争中提供可靠的经济支持,但是面对巨大的财政赤字,宋子文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是不满的。

1930年7月19日记载的一件事,表明了蒋介石与宋子文的矛盾。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以后,在中原大战中拒绝筹措军费,蒋介石在前方对于粮草的需求则急如星火,如果没有及时、足够的资金支持,蒋介石很可能在军阀战争中失利,不但会失去已有的权力,甚至有可能性命不保。宋美龄听说后恳求她兄长,让其设法为蒋介石筹款,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宋子文也很倔强,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愿战争拖垮经济,因此也非常固执,拒绝了他三妹的请求,在求告无果的情况下,宋美龄决定变卖房子首饰并拿出全部积蓄,还发誓如果蒋介石在前方殉难,她也将一同赴死。宋美龄的做法震撼了家人,宋子文为此也转变了态度,他决定对蒋介石的军队发放款项。宋美龄的坚持,挽救了军阀混战中的蒋介石及其军队,这让蒋介石非常感动。

蒋介石因此更坚定了自己的政治野心。1936年2月14日他写道,“近日身体虽劳而心神甚乐,夫妻同心,前途远大也。”15日又写道,“下午往汤山休沐,夫妻和爱,是以增强一切效能。”家庭幸福、生活愉快是这一时期他的日记中的主题,他对自己的婚姻生活非常满意。

1936年5月,宋美龄在上海开刀治病,据说当时情况很危险,手术的时候,蒋介石在南京,6日,蒋介石急匆匆赶到上海,见到开刀后恢复良好的宋美龄,感叹地写道,“幸获上天保佑彼我夫妻得以相见,不胜感谢。”可以看出他曾经非常挂念妻子的病痛和安全,也可以从中揣测他内心的焦虑和获取妻子平安信息后的快乐心情。

沉浸在家庭欢乐之中的蒋介石,1936年7月23日又写道,“下午批阅与妻看拍(排)球,夫妻和睦之快乐甚于仙子登天乎。”随后7月26日,因为宋美龄晚上说梦话,他感到极大的不安,宋美龄因为白天的劳乏,“深夜呓语失知觉约一小时余。”蒋介石非常不安,在日记中写道,对此“不胜忧惶”,9月29日又庆幸地记载,“妻自余到后精神已渐复元,风疹几痊愈矣。”对此悬心多日的蒋介石才如释重负。在蒋介石的笔下,宋美龄是娇弱多病的。

母显子贵

美龄没有生育子女,蒋介石认为是一大遗憾。为了巩固宋美龄在蒋家的地位,蒋介石曾经在1934年和1936年两立遗嘱,嘱咐他的两个儿子,他俩只有一个母亲——宋美龄。

1934年7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了他给宋美龄的第一份遗嘱:“本日在舰中与妻常提家事,并念如余死后之家事约记如下,以代遗嘱:一、余死后,不愿国葬,而愿与爱妻美龄同葬于紫金山紫霞洞之西侧山腹之横路上,二、余死后,凡武岭学校以及不属于丰镐房者全归爱妻美龄管理,三、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须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这份遗嘱将家内、家外的事情做了安排,显然不是一时冲动,而一再强调宋美龄是他两个儿子的惟一合法母亲,其目的是要人明确美龄在家中的地位。

1936年12月蒋介石前往西安指挥东北军与西北军剿共,随后张学良与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这次事变中蒋介石受到很大刺激,他认为自己生还的几率很小,所以1936年12月15日,他给宋美龄留下了第二份遗嘱,“大意为:对于家事他无所言,惟(挂念)经国与纬国两儿,(二儿)既为余之子亦即为余妻之子,务望余妻视如己出,以慰余灵而已。”他在感受到危难时向宋美龄托付后事,正是他二人感情发展的合理结果。对此,1938年12月13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详细做了追述:“前年在西安寄妻与两子之遗嘱。读之不禁有隔世之感,‘贤妻爱鉴,兄不自检竟 遭此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家事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想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

又嘱经纬两儿, “……‘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之惟一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父12月20日。 ’ ”

在两份遗嘱中一再强调宋美龄是他两个儿子的唯一合法母亲,正是因为蒋介石出于他的爱慕之情,他希望通过强调她的母亲身份,从而确立她独一无二的蒋夫人地位。

但是,蒋介石觉得这一切还不够,于是他又在家谱中进一步强调。蒋介石在亲自修订的家谱中给宋美龄很高的评价,关于自己,他写道,“周泰,原名瑞元,一名中正,字介石,肇聪次子,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毕业,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士官候补生,大元帅参谋长,大本营参谋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陆海空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第一任大总统。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笔者注)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出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笔者注)加入同盟会,民国十九年(1930年,笔者注)十月受基督教洗礼。配毛氏,民国十年出,为慈庵王太夫人义女,民国十六年(1927年,笔者注)继配宋氏,美国韦尔斯莱大学博士,立法院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笔者注)已亥二月十二日生,子二:经国纬国。”

他的原配夫人毛氏变为他母亲的义女。而宋美龄成为他唯一合法妻子,他两个儿子的合法母亲,虽然从尊重历史事实的角度看,未免荒唐、滑稽,但是从整个策划和实施的过程,可见他树立宋美龄在蒋家地位的苦心。

对于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历来有很多猜测,而关于对这场婚姻的评价,宋庆龄的转变具有戏剧性,据斯诺记载,“我初次会见宋庆龄时,她说,这个婚姻的双方都是处于投机,其中绝无爱情可言”,后来到了中日战争,宋庆龄的观点有所改变,“‘开始时他们的婚姻并不是爱情的结合’,1940年的一天,宋庆龄在香港对我说,‘但是,现在我认为是了。美龄真心爱蒋介石,蒋介石也同样爱她,没有美龄,他也许会坏得多’”。

然而两者的婚姻的定性需要更多一手资料的支持,由于宋美龄的材料比较零散,搜集、寻找有一定困难,蒋介石日记对于探询二者的婚姻就更有价值。虽然蒋介石日记作为蒋个人的内心独白不乏荒谬、怪诞,以及有歪曲事实的地方,但关于他婚姻的记载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从蒋介石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与宋美龄是有感情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爱是他们结婚后的前十年家庭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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