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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豚生理享受和文化冒险

发布时间:2019-11-22 16:30:41 阅读: 来源:磨床厂家

■周文翰

吃河豚是饮食领域的“文化冒险”,关键在于时机、危险和美味的结合造成的蛊惑。但死亡的危险也能映衬极致的鲜美,就像春天的樱花一样,让人们怀着无比的期待迎接那短暂的享受。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是把吃河豚变成“文化现象”的关键时期。这以前的古人最多是提醒大家有的鱼有毒,吃了会死人。比如《山海经·北山经》记载流向雁门这个地方的“敦水”中“多魚巿 魚巿(音贝)之鱼,食之杀人”,汉代《说文》里记载今朝鲜半岛南部的乐浪郡出产魚巿 鱼,可见那时候中原人知道朝鲜人吃这类有毒的美食。上述文献中的魚巿 鱼或许就是指在北部太平洋生活的红鳍东方鲀(学名:Takifugu rubripes),它们在日本、朝鲜附近海域和中国东海都有分布。

三国魏张揖著《博雅》记载“鯸鮧,鲀也。背青腹白,触物即怒,其肝杀人”,那时候人已经知道河豚毒性最大的地方是肝脏。唐学者李善注《文选·吴都赋》云:“鯸鮧,鱼,状如科斗,大者尺馀,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黄纹,性有毒”,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支动》:“鯸鮧鱼,肝与子俱毒,食此鱼必食艾。”这已经可以确认说的就是河豚,地方也正好在吴地,也就是长江中下游。

鯸鮧这类字体复杂的上古名称不好念、记,到了宋代最广泛使用的就是“河豚”这个名称了。实际上早在唐代《唐本草》中就有了“河豚”之名,指一种可以无毒的河鱼,宋人沈括《梦溪补笔谈》卷三认为这里的“河豚”指的是“鮠鱼”(江、浙间谓之“回鱼”)。沈括了解到吴地人把当地江湖中有毒的鱼类叫作“河豚”,“吴人嗜河豚鱼,有遇毒者往往杀人,可为深戒。”从宋代人对河豚分布、生态习性的描述来看,河豚应该指的是春天从海洋进入长江下游行生殖洄游的暗纹东方鲀(学名:Takifugu obscurus),它体内含有称为“河豚毒素”(Tetrodotoxin)的剧毒,主要集中在卵巢、肝脏和胆囊等处,即使加热也难以破坏,而河豚鱼体内其它部位并无毒素,因此只要处理得当,去掉含有毒素的部位便可放心食用。

宋代让河豚成为举世皆知的美食的是文化名人苏东坡,曾在杭州当官的苏东坡尝过河豚的美味,还在两首诗中给予赞誉。其中他为僧人惠崇的画题的诗《春江晓景》最为著名: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苏轼如此称许,让河豚名声更盛,尝试吃河豚的文人学士更多。元代《辍耕录(卷九)》还记载传说东坡先生在资善堂与人谈及河豚之美,说得以尝鲜,“真是消得一死”。

当时发达的出版业、紧密的文人交流系统让苏东坡等人对河豚的赞美很快成为当时整个士人阶层的“共识”。文人墨客纷纷修诗写词,对这种美食有了诸多精彩描述,如洁白如乳、腴而不腻、鲜美肥嫩、入口即化等等,都成为一种文化上的升华,并在之后传播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东京梦华录》记载,在开封吃不到河豚,酒肆便出售一种让人聊以过瘾的“假河豚”。当时的文人雅士在叹息假河豚不如真河豚美味之余,也唏嘘每年都有贪食的饕客死于河豚毒液之下。

文人对这种吃上的冒险有各种看法,南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陈止斋曾做《戒河豚赋》奉劝大家少吃为妙。其实相比文人学士的夸张形容,江河沿岸的普通人家把吃河豚当作平常事,南宋人严有翼在《艺苑雌黄》提到他在丹阳、宣城“见土人户户食之,但用菘菜、蒌蒿、荻芽三物煮之,亦未见死者。”

南方许多地方都有吃河豚的做法和讲究,如武汉的长江中出产的河豚也被当地人加工成美食,民国美食家唐鲁孙记载晚清民国时期汉口桥有家百年老店“武鸣园”以烹饪河鲜著称,河豚上市就煮河豚,其他时节煮黄鳝、鮰鱼等,据说财政部长宋子文吃过以后盛赞不已,他属下的财政部官员去武汉办事就乘机常常光顾,可惜抗战开始后日军轰炸武汉,武鸣园成了一片瓦砾。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民间餐馆的增加和口味的多元化,河豚才再次出现在餐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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